在一个既缺乏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又缺乏强有力的责任追究机制的情形之下,医患关系的恶化自是不难想象,医生被砍的事件自是难以避免。而要改变这一格局,必须在这两方面同时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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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维的民本政治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中国民本的民主主义政治观与西方的新政治蒙昧主义。反思新政治蒙昧主义,我们可以做出如下判断:民主与专制的两分有助于进行比较研究;承认输出民主的危害并不能因此否定民主以及民主转型的价值;新政治蒙昧主义并不意味着中国就不需要发展民主;再独特的政体分析也离不开普遍性的眼光。分析民本的民主主义,其主要问题在于:其一,民本主义并非历史的终结,它需要向民主主义转型;其二,民本主义并不等同于现代的民主主义,充其量也只是打着民主旗号的民本主义。在此基础上,我们得出如下结论:严肃的学理探讨需要避免意识形态之争;从民本政治到民主政治将是极为艰难的跨越;“新政治蒙昧主义”的淫威正在逐渐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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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一些地区的强势部门(比如公安局)被公民个人或者社会组织告上法庭,我们必须追问的深层次问题就是:到底该如何审视民告官的现象?以及如何破解依法治权这一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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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4日,虎门两妇女当街被抢,一旁的美发店员工韦先生挺身捉拿劫匪,不幸被捅成重伤。毫无疑问,这是一起典型的见义勇为的事件。可是,即使社会早已公认的见义勇为事件,也需要官方最后的权威认定。而在这一认定过程之中,无论是从政府的角度,还是从被施救者的角度来说,要实现社会的自我保护,都有很多问题值得进一步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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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社会体制改革,增强社会建设动力”,这是《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社会建设的决定》提出的要求。对此,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博士后阮思余从强化政府社会建设职能、创新社会服务管理运行机制、推进法定机构改革试点三个方面进行了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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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地流转是国家解决土地问题的最新政策。以什么方式推进土地流转,不仅关涉土地流转这一政策的合法性,而且影响着乡村社会稳定和乡村民主的发展进程。在农民的权益纠纷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是土地问题。案例分析表明,随着市场化力量逐渐渗透到乡村社会,嗅觉灵敏的村官试图盘活乡村土地资源,最大限度地为个人谋取私利。在这一过程之中,他们并没有按照村民自治的要求,也没有严格贯彻中央关于土地流转的政策精神,而是遵循他们的霸道原则与掠夺之手的逻辑行事。地方政府、开发商和农民在土地流转问题上形成不均衡的博弈关系。市场主导与权力操控的联合,使农地流转陷入各种利益矛盾和社会冲突之中,导致土地流转陷入困局。要破解这种困局,必须进一步完善乡村民主,强化农民的民主参与,以民主协商的方式解决农村土地流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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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部分论者眼中,马基雅维利主义成为马基雅维利及其《君主论》的化身。从这一论调出发,我们需要追问,马基雅维利及其《君主论》是否等同于马基雅维利主义?通过对马基雅维利及其《君主论》的分析,不难发现,我们实在无法在这二者之间划等号。从研究主题来说,马基雅维利主要讨论的是君主治国之道,而不是简单的篡权谋位之策;从研究方法来说,马基雅维利主要采用的是政治史的研究方法,而不是简单的为迎合君主的媚俗之作;从研究目的来说,马基雅维利主要关注的是民族国家的建构问题,而不是简单的政治权力的争夺问题;从学术贡献来说,马基雅维利开创了现实主义政治学的先河,而不是简单的政治阴谋论的模板。由此,我们也就完成了对马基雅维利主义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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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社会的诸多案情之所以会变得越来越复杂,无法结案,不能公正结案,其原因虽有很多,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公安机关执法违法的问题。本案就是非常典型的案例。本案的案情其实非常简单。缘何简单的案情变得如此复杂?问题的关键在于,公安机关是否公正执法。如果公安机关公正执法,问题恐怕就不会那么复杂,更不会久拖不决。因此,期待公安机关公正执法也就成为自然而然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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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地区对村官的选拔要有更高的要求,要有更宽的选拔渠道,政府对村官的重视与支持的力度也应该表现出更高的水准。这既是由经济发展的水平所决定的,又是由社会管理的性质所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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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要建设文化大省,除了要在文化产业发展、公共文化服务、文化精品生产、对外文化交流、文化精神塑造上大做文章之外,还要在公民身份建设上有所着墨。我们必须承认的一个基本事实就是,所有的文化建设,都离不开公民身份的发展。因为,公民既是这些文化建设的直接参与者,又是这些文化建设的最终产出者。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必须将公民身份深深地植入到文化大省的建设之中。在此基础之上,我们才能讨论相关文化建设的问题。易言之,正是公民身份建设的滞后,才导致了我们前述诸多文化产业发展的后劲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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